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

从上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自由的秩序才是我们所向往的，而通过义务和强制手段维持一个秩序，这本身是不可欲的，一个真正可被接受的秩序状态是融合其他价值的秩序。另外，秩序所指向的领域也比较狭窄，基本局限于国内的基本社会生活甚或社会治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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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包容性就是指这种新秩序观横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面向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治理、化解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而融为一体，并最终使秩序成为一种总体性的、全面性的、平衡性的概念。在其中，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与自由、多元、活力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包容性秩序的新内涵。法治 秩序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们周遭的世界服从一种自然规律，从而表现出某种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这样的秩序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可欲的，也不是所有的秩序都是值得追求的。

国际法治涉及国际秩序的法治化，包括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借鉴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并扩展到国际层面，在一个简略的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国际法治界定为：法律规范在国际事务中得到了良好的遵守和实施，而这些得到遵守和实施的法律规范都是良好的规范。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奠基石就可以理解长期困扰中国法学界的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当前，党导法规是作为党内法规的一部分被包含在党内法规之中的，名不正言不顺，给予国内外反华势力以中国共产党专制或者独裁以口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领导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领导党的本质使得共产党能够长期、唯一执政。

理解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奠基石就能够理解第一个坚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第二个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个坚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第四个坚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和第六个坚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富勒假定每个人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相同，然而事实上，每个人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也有可能不同，一类人的义务的道德可能是另一类人的愿望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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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内法规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国家规定所有公民必须遵守法律（也就是义务的道德），这样的法律是国法，同时国家提倡公民遵守道德（也就是愿望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可以称为国德。对于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习近平同志更是信手拈来：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果。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与一般政党不同在于它不仅是为了执政，而且是为了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引导社会革命来领导人民走向解放。[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关于治党与治国的关系，邓小平在1978年明确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结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包括一块奠基石、两个基本原则和三法一体。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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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从最低的义务的道德到最高的愿望的道德的金字塔结构，越往上愿望的道德性越强，对规范主体的要求越高。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10]社会主义政治的两个特征就是习近平同志讲话和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文件中多次提到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这个原则至今为止仍然是党中央所坚持的，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后是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人类法治历史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登上历史舞台，将替代直至今天仍然被很多法律人视为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法治模式。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9]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首要的就是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因此，就党内治理而言，坚持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原则。

首先，中国必须走法治道路。作为新范式的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十一个坚持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并且可能有更多的坚持需要提出来。

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2021年12月20日，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再次做出重要指示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一手遮天、无法无天，根本不把法当回事，法治观念不强，决策不讲程序，办事不依法依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规定的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不同，党员只须遵守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不仅仅必须遵守党员廉洁自律规范，而且必须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美国法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是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华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在中国大地生长的、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实践中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能够用来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科学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法学。

[13]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义务的道德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

我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法治有中国特色，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最好不要用你们那套模式来套我们。然而，管党治党的法不仅仅有国法，还有党法，也就是党内法规。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政法大学视察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社会主义政治是德性政治，社会主义法治是领导型法治，由具有德性的党来领导人民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必然要求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种新的法治理论范式，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管党治党和七十多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吸收中华五千年优秀治理文明基础上的跃升，是人类治理文明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总结。

[1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领导党，必须在每一次领导立法之后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走在全国人民前面。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而非国家政权本身。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才能保持领导党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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